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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稿时间:2020-05-29 17:15:04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野生动物身上多含有病菌,容易因食用野生动物而引发公共卫生事件,今年的新冠病毒就是例证。”徐景坤表示,尽管中央明令禁止,但个别地方政府还存在违反规定在公务接待中使用野味情况发生,如2016年重庆大同镇政府镇长多次用野味进行公务接待,2017年宜春袁州区水务局公务接待和加班用餐时出现野生甲鱼、野猪肉和麂子肉等野生保护动物制作的菜肴等等,有的地方政府还在单据上用普通菜品名称来替代野生动物逃避监管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熊思东建议,将男性配偶陪产假延长至38天,以更好地照顾、陪伴产妇和新生儿。有研究表明,有三个阶段女性身体情况和情绪状态易产生波动,一是孕检建档(怀孕12周左右);二是围产期(怀孕28周到产后1周);三是产褥期(产后6~8周),这段时期产妇身体系统在逐渐恢复正常状态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外,熊思东建议以立法形式规定男性配偶陪产假制度。《劳动法》对女性产假有明确规定,但对男性配偶陪产假无说明。他建议在《劳动法》中增加关于男性配偶陪产假的相关规定,明确男性在育儿方面的家庭责任和生育权利,并规定男性陪产假不得低于38天。同时,参照《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,妻子多胞胎生育的,每多生育1个婴儿增加15天陪产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他认为,就男性配偶陪产假而言,我国缺乏统一的全国性法律,各地执行标准不一且普遍较短,为7~30天不等,大部分仅为15天,同时仅作为对实行晚育或合法生育的一种奖励,在实际落实中有困难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面对这样的情况,男性配偶在新生儿孕育过程中的照顾和陪伴显得尤为重要。”熊思东称,目前男性配偶参与育儿方面还较为落后,许多人希望陪伴妻儿,却有心无“时”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熊思东认为,育儿问题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:一是家庭育儿人力资源匮乏。伴随第一代独生子女进入婚育年龄,“421”、甚至“422”家庭模式呈现主流倾向,“倒金字塔”的家庭结构使得家庭背负沉重的养老压力,加之城乡、城际频繁流动的常态化,祖辈与父辈、孙辈异地生活,夫妻异地情况较多,加剧了育儿人力不足的矛盾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此外,产妇压力增大。据统计,高龄产妇占我国孕产妇总数13.4%,且呈现不断上升趋势。伴随高龄孕产妇和辅助生殖技术受孕者的增加,产妇恢复期增长,且在孕育过程中,承受着生理和心理上的巨大双重压力,不少女性在孕期及产后会有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绪,接近20%会发展为抑郁症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“男性配偶陪产假标准不一且普遍较短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次,家庭育儿压力增大。“全面两孩”政策实施后,孕育二孩的家庭,不仅要照顾孕妇和新生儿,还要兼顾大孩,家庭育儿压力倍增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徐景坤认为,公务接待用餐需要科学健康饮食,公务接待菜品的选用不仅事关个人健康,而且也事关区域卫生健康,必须在公务接待中倡导健康饮食习惯。在这方面,有些地方政府已有初步尝试,如2014博鳌年会用餐以素菜为主;湖南古丈县政府规定乡镇公务接待荤菜只能一个;某市召开两会食宿接待以素菜为主,从简成主流等。